读懂“四个全面” 读懂中国的大战略

“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去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在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中、在春节团拜会上……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强调，让“四个全面”成为备受关注的“新提法”，引发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春节假期刚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磅推出评论员文章，标题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这篇评论员文章是几经打磨、多次沟通后形成的。这是见报的第一篇，篇幅超过常规达到2000字，《新闻联播》头条摘播700余字，新华社播发通稿、各地党报同时刊发，可谓人民日报评论的最高规格、最强火力。可见其分量之重、意义之大，值得和需要我们积极关注。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及时、正确、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战略意义，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真正自觉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部门、岗位实际，正确把握新形势，适应新常态，作出新业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

（一）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习近平在开班仪式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他谈到，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习近平在论述四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1.首次在正式场合宣示治国理政全新布局

在公开报道中，习近平首次将“四个全面”并提，是去年12月在江苏调研考察期间。他当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在此前“三个全面”基础上，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初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把中央领导和“封疆大吏”召集起来，学习培训达成共识已成惯例。今年的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这样一个非常正式带有部署整体工作性质的场合，习近平第一次集中论述了“四个全面”之间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这是一个正式的宣示，宣告‘四个全面’成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四个全面”的提出，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趋于成熟。

2.“全面从严治党”是点睛之笔

“四个全面”宣示了“四个全面”已成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整个国家要实现的近期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推进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一个根本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根本保障；习近平去年底考察江苏的时候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是点睛之笔、神来之笔。如果没有这一笔，其他都不能实现，有了这一笔其他就都鲜活起来。[Page]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任总书记两年多来，经过酝酿、深思熟虑形成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思路，非常鲜明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比笼统地谈“治国理政”更为具象、接地气。

（二）“全面”二字体现继往开来，利于鼓舞士气

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已为历届中央所重视强调。为何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要特别强调在都冠以“全面”二字，并强调“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之所以在这些施政方略前面加上“全面”，一方面是一种延续性，是对以往方向、路线的一脉相承，表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另起炉灶，否定过去；另一方面，“全面”并非轻描淡写，可有可无。“全面”就是要覆盖面更广，不可能留有死角、达不到的地方，而且加强了力度深度广度。这两个字非常提气，给人勇气和信心，鼓舞士气。“这里两个字加得非常必要，表明我们在新的起点上，要开创一个全新的格局”。

二、实现民族复兴的深刻战略思想

（一）“四个全面”的本质——宏大的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就是“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总结出的四个“第一次”可见一斑：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二）“四个全面”的提出——主动的战略选择

回头看，治国理政的壶奥，在最初就已经呈现。人民日报的评论起笔，就罗列了十八大之后一个月中，习近平四次引人关注的活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到广东考察工作、纪念“八二宪法”颁行、制定“八项规定”。这四次活动，无疑正对应着“四个全面”。可见，运筹帷幄，从履新之际就已开始。

从十八大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几次重大会议，正构成“四个全面”形成的路线图：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到去年12月，“四个全面”的提法第一次公之于众，这一战略布局已然是“集其大成”。

（三）“四个全面”的意义——立足现实的战略抓手

“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四个全面”，正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四个全面”背后，是一以贯之的“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是高瞻远瞩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并用四个短句总结了其意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

而从现实看，“四个全面”正是治国理政的“总纲”。正如文章引用的习近平原话，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理解，四个全面，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Page]

（四）“四个全面”的哲学——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

“四个全面”有着深厚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用习近平自己的一句话加以总结——“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

这也决定了“四个全面”的内容，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而从人类发展的公约数来看，“四个全面”更有着普遍性的价值，文章是这么总结的：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所以说“四个全面”的提法，“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

三、集中体现了中国复兴逻辑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

由习近平担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说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中国执政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小康社会”，有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无论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是中产社会，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从社会结构上说，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不如说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观中东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不仅社会不稳、经济不稳，还会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优质社会，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劣质社会。

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首先是一个“小康”之国，即中产之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

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相关联。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国出现挑战中共执政权威和导向西式民主的中产阶层，则会贻笑大方。《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作者巴林顿·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认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提升中国复兴的进程，而不是其他。

（二）“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分利集团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党史上，十一大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均被赋予了改革色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议，正是在向外界宣示，习近平引领下的中国将是一个空前改革的时代，一个负起历史担当的时代。中共的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钥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态。[Page]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对国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他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这种特殊的利益组织或集团，不仅降低经济效率，而且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更为严重的是，分利集团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排他性组织，尽力限制或分散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和价值。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寻租腐败、贫富分化、缺乏正义都与此相关。然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阻止分利集团的蚕食，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羁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需要指出的是，分利集团在很多个国家都是存在的，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破除利益集团需要一场革命，然而这样的革命在西方是举步维艰的。西方政党政治内耗严重，日益沦为“否决政治”，并且政党竞争严重依赖分利集团，公共政策被挟持现象严重。中国的全面深改，却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举措，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执政党内部相继成立多个工作小组，并由高层领导人担任组长，便是保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使公共决策既不受分利集团的影响，也不为非理性选民所左右。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其实纵容了选民的胡闹，导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可见，中共党内成立多个议事协调小组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此举可以保持中央决策的相对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团和非理性选民的干扰。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无疑，来自人民的力量，来自实现中国复兴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决心、有担当。无论是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还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再分配，都显出中国执政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定决心，以及最高领导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个人担当。

（三）“全面依法治国”——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问题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而且，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国家的良政善治无不依赖于法治。例如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观之，那些忽视法治、法治松弛的国家或地区，却常常与国乱民怨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渐进顺序上走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曾经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创造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然而，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充满坎坷。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执政党长期执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

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渗透着习近平等领导人对国家治理的深入思考。亲身经历了“文革”劫难的习近平等领导人，深知如果国家没有法治，人人都无安全感。

当今中国问题的最大症结便是法治权威不足。群体性事件、信访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无不是由于法律权威不足所致。要想解决中国“成长中的烦恼”，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现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Page]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法治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硬骨头”。法治领域的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连，改革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特别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然而，法治改革关涉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涉良治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关涉中国复兴能否到来，意义非凡，必须下死决心。

（四）“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复兴的政党力量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去年10月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时正式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曾专门安排了党建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党内潜规则盛行，政治生态受到污染，从政环境不够纯洁，根源在于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在习近平的认知里，中国要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共党内，苏联亡党的最大教训便是治党不力。只要把这个党管好、治好，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强有力的政党力量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大有希望。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这与福山认为良好秩序的首要条件便是强国家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坚持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有序稳定的，就是可以实现的。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保证。如果党内不纯洁，缺乏正气，被团团伙伙、利益集团充斥，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是不可能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多次强调“三严三实”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重要原因。

当前，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在理想信念、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是非常必要的、非常紧迫的。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能否从严治党，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关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可以说，“四个全面”是一份庄严的政治承诺，背后隐藏着深层的中国复兴逻辑。相比西方政党政治的空头支票，中共的政治承诺给人印象深刻，是执政治理的一大基石。中共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最大的执政党，有着一份强烈的历史担当，那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下的国家，如果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那么，世人的制度偏见、政党非议当可休矣。

四、让老百姓对执政党的重大战略更加知情

从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的政治话语在发生转变：中国梦的提出，让百姓能感受到原来政治话语可以如此亲切，很容易理解；反腐“打老虎”，让百姓知道政治话语不是“假把式”，而是动真格。可是，大家拍手叫好的同时，有人却担心了起来，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执政党下一步的战略是什么？

其实，许多理论学者感到为难的地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能很好地满足新时期的需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的瓦解，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却解释力不足，导致社会信仰出现了问题。取而代之，个人深受实用的金钱观所影响，地方政府也被GDP主义所羁绊。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新环境的解释明显不足，反而被一些不切实际的洋理论“抢了风头”。[Page]

在这个时候提出“四个全面”，正是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势在必行。明确“到哪里”、“怎么走”，给当下中国指明奋斗目标，比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不仅是停留在宣传的语言中，而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距现在还有5年，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既有路线图，也有时间点，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社会越多样化，就越需要这样的主心骨。

那么，还有人有疑问，单一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其他的难道就不重要了吗？当然不是！我国有这样一种惯例，认为政治话语的表述一定要全面，这当然没有错。可是，不代表就是面面俱到。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什么都强调是重要，反而让人一下子难以抓住重点。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可以说众所周知。此时，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就在于，不仅通过法律保护现有的发展成果，而且也能通过它划清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边界，为下一步的改革释放红利做好准备。从这个角度而言，“四个全面”既反映出了执政党的战略重点，也找准了改革的发力点，给百姓传递出更加明确的改革信号。

事实上，让百姓知道执政党的战略，本质上就是百姓在政治上的“知情权”。目的在于，通过这一理论涵盖社会民众的基础，同时对社会解释力超越其他社会思潮。当然，这是实现政治目标的第一步。例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就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只有明确目标才能明确责任，社会成员和政府才能上下一心达成这个目标。此时，执政党推出解释力更强的“四个全面”，适逢其时，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为社会意识，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酒香还怕巷子深，既然“四个全面”回应当下关切的理论成果，在未来表达方式和宣传方式就不能落俗套，应该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期待少一些假大空的语言，多一些人性的色彩；期待少一些形式主义，多一些推陈出新；期待少一些口号宣传，多一些在网络空间中落地。让百姓知道执政党的战略，这只是开始，如何将“知情权”化为共同奋斗的动力，我们还任重而道远。